導讀
近期日本對華態度明顯轉暖,主動接近中國,其根源在于日本經濟競爭力的下降。這一變化是當前美國眾多盟友戰略思維扭轉的縮影。如果繼續將中國視為“挑戰”或“威脅”,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對華遏制當中,最終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都會受損。盡管這一趨勢未來仍有逆轉可能,但隨著新時代國際關系的成形以及“全球南方”的集體崛起,中日關系整體改善和向好的大方向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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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日本執政黨代表團攜首相石破茂親筆信訪華,這是自2018年10月以來,時隔六年多年兩國重啟執政黨交流機制。2024年12月25日,日本外相巖屋毅訪華,雙方就重新開啟中日高級別經濟對話和安全對話達成共識,中日高級別人文磋商達成10項共識。2024年12月初,第二十屆東京-北京論壇在日本舉行,石破茂發表書面致辭,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代表、前首相野田佳彥出席并致辭,體現了日本朝野“超黨派”對華關系的重視。11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秘魯首都利馬出席APEC峰會期間,與石破茂舉行了會談,這是石破茂就任日本首相后一個月內中日首次進行會晤。2024年11月初,日本國家安保局長秋葉剛男訪華,與王毅主任舉行中日高級別政治對話。
以上這些都發生在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在即、中美戰略競爭更加嚴峻的背景下。美國的一些主要亞太盟友(例如澳大利亞)在對華關系上出現積極變化,其中最重要盟國日本迅速接近中國更值得關注。
日本改善對華關系的動力究竟何在?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有不少分析認為“特朗普因素”是導致日本對華關系變化的最大動因:特朗普在競選中不僅說將對中國征收60%的關稅,對日本等盟國也會征收10%-20%的關稅。日本對華政策出現積極變化的根本動因在于,美國盟友在戰略認知上開始認識到,自身最大挑戰在內部。日本的變化可以看成是美國盟友在戰略思維自主和覺醒演進過程中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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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特朗普2.0”將會開啟并加速包括日本在內的美國盟友對于“自身最大戰略挑戰來自內部”的認知覺醒,即根源在于經濟競爭力的下降,而非外部的軍事威脅。
2024年是美國及其多個主要盟國的大選年,英國執政14年的保守黨下臺;法國的執政黨聯盟相比選舉前失去1/3議席,在議會中處于劣勢;9月,在德國東部三個州的地方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獲勝,12月中旬德國聯邦議會通過了對現任總理朔爾茨的不信任動議,大選提前到2025年2月,這意味著德國現任三黨聯盟政府加速分裂,德國政局撲朔迷離。相比之下,日本自民黨保住了執政地位,但在議會中沒有獲得過半數,石破茂內閣成為少數執政黨內閣。
美國及其盟友執政黨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選民對于美國政治的失望和憤怒。高通脹率引發的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共同面臨的主要挑戰。2022年,時任英國首相特拉斯執政后采取大幅減稅、央行加息等激進刺激政策,引發高通脹加劇和國債被拋售,成為僅執政44天的“短命首相”。同樣,日本2024年10月大選期間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選民都把經濟和高物價對策列為最關心的事項。與此同時,隨著電動汽車的發展,汽車產業的競爭核心已經從發動機轉向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軟件領域,日本的傳統優勢正在迅速消失。這兩年日元的大幅度貶值,本質上也是日本經濟競爭力減弱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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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軍事投入大幅度增加無助于包括日本在內的美國盟友們解決上述挑戰,合理配置優先資源的內在要求讓他們有了改善對華關系和構建良好周邊環境的意愿和動力。
以日本為例,一個時期以來,日本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甚至“威脅”,以此為理由開啟了提高防衛力量、強化美日軍事同盟之路。2022年底,日本提出在2023-2027年,防衛費總額增加到43萬億日元,2027年達到GDP開支2%的目標。2024年12月27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歷史性高達115.5萬億日元的2025年預算案,其中醫療社保和防衛費增加是主要增額原因,分別達到38.3萬億日元和8.7萬億日元,雙雙創新高。考慮到日元大幅貶值的情況,購買和維護昂貴的美制軍事裝備的費用將會不斷攀升。
按照日本政府估算,日本2025年經濟增長率僅為1.2%,日本大幅度增加軍事開支恐無以為繼。再加上日本央行開始加息,每年政府償還國債的本息成本也會迅速增加。醫療、養老、國債就足以讓財政捉襟見肘,防衛開支如果無節制擴大的話,勢必導致科技研發投入的減少和經濟競爭力的進一步削弱。因此,日本要把有限的資源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軍事支出必須要處于一個合理的范圍內。這就要求日本通過改善周邊國際關系為自身“解套”,而這個自我“解套”的核心就是對華認知和話語的重構。如果繼續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挑戰甚至安全威脅的假想敵,那么日本將不得不將寶貴資源繼續“錯位”投入,最終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都會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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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日本對華外交的積極轉向有其內在需求和內生動力,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上述趨勢存在不確定性和可逆性。首先,特朗普執政后如果對華超高強度施壓,并強迫日本等核心盟友選邊站隊,日本是否能夠經得住考驗還值得觀察。第二,對石破茂內閣來說,國內和黨內政治基礎都不穩固,國內政治斗爭是否會引發日本戰略認知和方向定位的漂移仍存變數。
然而,從長期來看,中日關系整體改善和向好的大方向不會改變,這本質上是由以中國為代表的新時代國際關系主要推動力量以及“全球南方”集體現代化的戰略態勢決定的。我們要堅持中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大方向不動搖,積極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具有建設性和穩定性的中日關系。重塑中日戰略關系也將為中國處理同美國其他盟友關系提供重要參考和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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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Testing times"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